60多年来，他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他坚守的是入党誓言，“从入党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坚决按照入党宣誓去做”；他坚守的是自己的信念，“如果整天想着自己的事，想着享受，那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一提起牺牲的战友，老人声音颤抖，泪水溢满了眼眶：“我的战功，和那些牺牲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是功臣！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我有啥好显摆的？还有什么资格张扬呢？”

“我要为穷苦人

去打仗！”

张富清出生在陕西汉中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很小就饱尝艰辛：父亲早逝，大哥夭折，母亲拉扯着兄弟姊妹4个孩子艰难度日。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张富清十五六岁就当了长工。

1945年，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因为羸弱，他被关在乡联保处近两年，饱受欺凌，后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当杂役——做饭、喂马、洗衣、打扫等，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皮带抽打，目睹了种种劣行。

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中，西北野战军把国民党部队“包了饺子”，张富清随着四散的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军。“我早已受够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在老家时就听地下工作者讲，共产党领导的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被“解放”的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

1948年7月，胡宗南部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36师进至陕西澄城以北的冯原镇、壶梯山地区后，因发现我军设伏，迅速就地构筑工事，转入防御。守敌暗堡前，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去炸掉它！”张富清报名参加突击组。

在火力掩护下，伴着“嗤嗤”的子弹声，张富清时而匍匐，时而跃进，迂回往前冲。靠近后，他拉开手榴弹引线，朝喷着火舌的暗堡射击孔塞进去。“轰”的一声，机枪顿时哑了，战友们起身冲上来。

那天是8月8日。张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烧弹烧伤，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他称之为“轻伤”。

此役至关重要。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韩城、澄城、合阳。澄合战役宣告胜利，张富清荣立一等功。他获得的军功章，简单质朴，却弥足珍贵。他仔细包好，装进背包。

由于作战勇猛，当年8月，他便被连队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突击队员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张富清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情愿牺牲，牺牲了也光荣！

他的战功，次次来自突击。张富清说，他多次参加突击组打头阵。当年他的身体其实很瘦弱，他打仗的秘诀是不怕死。

“只想着炸掉它，没感到怕。你越不怕死，说不定真死不了；要是畏畏缩缩，敌人就会把你打死。一冲上阵地，满脑子都是怎么消灭敌人，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战争的残酷让他在几十年后仍会在深夜里突然惊醒。令他记忆深刻的永丰战役，“一夜之间换了3个营长、8个连长”。

那是1948年11月27日夜，永丰战役，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敌人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顽固抵抗。我军发起的总攻未能奏效，部队伤亡很大。

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是两处主要火力点。是夜，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炸掉那两个碉堡，确保攻击部队冲上去。张富清任突击组长，带两名战士子夜出击。

清瘦的他，浑身是胆，携带1支步枪、1支冲锋枪、2个炸药包和16枚手榴弹，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快速抵近，趁着夜色，抠着墙砖缝隙攀上三四米高的寨墙。他第一个跳了下去。

听到动静，敌人围了上来，他端起冲锋枪猛扫，令敌猝不及防，一下撂倒七八个。突然，他感觉头被重重地砸了一下，用手一摸，一块头皮翻了起来，满脸都是鲜血，原来是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如果子弹飞低一寸，那自己肯定‘光荣’了。”他回忆。

但当时，他顾不得这些，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接近敌人的碉堡，用刺刀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再盖上一层土。

接着，他用手一拉，侧身一滚，“轰”的一声，碉堡被炸毁。瞬间，尘土、石头、弹片四处飞溅，空气滚烫。趁着烟雾，他迅速逼近第二座碉堡，如法炮制，又成功了。

永丰一战，西北野战军共歼国民党军第76军2.5万余人，俘虏了敌军长李日基，粉碎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有力地配合了淮海战役，同时也解决了部队粮食问题。

战斗结束后，张富清被战友搀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沉沉。他抱着冲锋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心痛！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是役，张富清因为作战英勇，荣立西北野战军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此后见面就鼓励他。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行军途中遇见，总是亲切地说：“你在永丰战役表现突出，立下了大功！我把你认准了，你是个好同志！”

“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

张富清入伍后，几乎天天打仗，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因为没有收到过儿子的家书，远在陕西汉中的母亲以为张富清已经牺牲。直到1948年底，一张西北野战军寄来的特等功报功书送到了母亲手里，她才知道儿子不仅活着，还成了战功卓著的英雄。

1953年底，张富清在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张富清本可以选择回原籍工作。一天，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战场。

“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张富清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本来可以凭军功留在大城市的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

孙玉兰到了武汉后原以为，两人在江城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他又一次担任起“突击队员”，赶赴“一脚跨三省”的、人才匮乏的鄂西深山。

被爱情召唤的孙玉兰，追随张富清去来凤。这一去，就是一辈子。“当兵的人，思想纯洁，所以嫁给他。”今天，说起自己与老伴的相恋与相处，80多岁的孙玉兰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新人打开宿舍房门时，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孙玉兰有些发懵，张富清却说：“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吓怕了？”

到来凤后，张富清用一块红布将革命战争年代用生命换来的勋章包好，与证书一起装进那只皮箱中，从此封存了那段戎马倥偬的岁月，也封存了那些非凡的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

大山深处，成了张富清选择的人生第二个战场。在来凤工作的30年时间里，张富清有20多年在农村度过。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在所有的身份中，张富清最珍视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那只古铜色的皮箱，张富清带在身边已有60多年。锁头早就坏了，一直用尼龙绳绑着。

一日从军，军魂入骨。无论在哪个岗位，张富清都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他说：“军人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完成任务。”

按照国家拥军优属政策，张富清的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三胡供销社公职人员，端上了“铁饭碗”。但三年困难时期，全面精简机构人员，作为来凤县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下岗”，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要完成精简任务，就得从自己头上开刀，自己不过硬，怎么做别人的工作？”

1960年初夏，不到20天的时间里，陕西汉中老家连续给张富清发了两封电报，一次是母亲病危，一次是母亲过世。

张富清的父亲1932年病故，当时他才8岁，艰难困苦，母亲两个字在他心里分量太重了。然而，那段时间他正在主持三胡区一项重要的培训，原本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探望，却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

母亲去世20多年后，张富清离休了，他才得以再次踏上故土，祭拜母亲。多年之后，张富清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解释了当初的选择：“由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繁重脱不开身，路太远，钱也不足，我想我不能给组织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的最好报答。自古忠孝难两全。”

母亲，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在来凤县工作的30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主动担任“突击队员”。1975年，他调到来凤卯洞公社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当年卯洞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老百姓常常吃不上饭，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

张富清暗想：“这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要一边领导社员生产，一边发动群众修路，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为了修路，他四处奔走、申请报批、借钱筹款、规划勘测……约5公里长的路，有至少3公里在悬崖上，只能炸开打通。他不仅要筹措资金、协调物资，还要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