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

　　《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於1941年5月1日由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公布，共21條，又稱“五一施政綱領”。《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號召“團結抗戰救中國”，全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基本路線和邊區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方針，為邊區的民主建設提供了法律依據，不僅在陝甘寧邊區建設史上，而且在中國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發表《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又稱“五一施政綱領”），強調：“此綱領內容極為重要，不但表示團結抗戰之總方針，並包舉各方面的正確政策。”這份綱領在華北華中各根據地、國民黨區域、日本佔領區及海外僑胞中廣泛傳播，在實踐中極大促進了邊區的民主政治建設、法制建設和社會進步，對后來建設新中國產生深遠影響，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淵源。重溫我黨在這份綱領中提出的執政理念和方略，對於我們今天更好應對風險挑戰、全面推進復興偉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為更好開展抗戰和根據地建設而頒布

　　“五一施政綱領”是在抗日戰爭與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復雜背景下逐漸形成的。1937年3月，經多次談判，陝甘蘇區改為陝甘寧特區。5月，改為陝甘寧邊區。6月，邊區黨委頒布《民主政府施政綱領》，1939年初，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又制定《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綱領》，為“五一施政綱領”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當時邊區處於復雜環境之中，從外部條件看，直接受到日軍進攻威脅。日軍出動兵力少則數千人，最多達2萬多人，多次遭到失敗后自1940年底開始減少進攻。從國內形勢看，國共兩黨開展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陝甘寧邊區政府獲得合法地位。然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掀起多次反共浪潮，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特別是“皖南事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來嚴峻考驗。與此同時，邊區四周面臨陝西鄧寶珊、寧夏馬步芳等、新疆盛世才、山西閻錫山、西北胡宗南等地方武裝和“中央軍”的戰略包圍和軍事壓力。

　　在這樣的國內外政治力量博弈中，邊區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堅持抗日和民主，建章立制，最終形成“五一施政綱領”，成為黨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基本方略。“五一施政綱領”強調團結邊區內部各社會階級、各抗日黨派和邊區境外友黨、友軍一起堅持抗日，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基本路線和根據地建設的基本方針。

　　對陝甘寧邊區執政理念的“頂層設計”

　　毛澤東多次強調：“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於抗日救國有利的”。“五一施政綱領”是陝甘寧邊區充分體現新民主主義理論、“頂層設計”與有效實施兼具的根本法。它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各方面建設，既保障抗日人員各方面民主權利，實行“三三制”，又改進司法制度，廢止肉刑，優待俘虜﹔既有獨立自主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農業生產、減租減息土地政策、工商業自由貿易、調節勞資關系、實行合理稅收等內容，又規定保護婦女兒童、民族平等、優待游民的社會政策，還開放邊區，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學習工作，任何外國人都能游歷訪問並給予“懇切的保護”，內容豐富系統全面，蘊含著新民主主義國家理論的“四梁八柱”。

　　以延安為代表的抗日根據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潔、民族團結、經濟發展，與國民黨統治區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廣泛流傳著“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的說法。華僑領袖陳嘉庚參觀后公開表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戴維斯、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也說：“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指蔣介石）的命運，而是他們的命運。”

　　畫出團結抗戰和局部執政的最大同心圓

　　“五一施政綱領”的核心內容是邊區實行新民主主義政權組織形式，即“三三制”。這種新型的內部政治關系，適應了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中民主政治建設的內在要求，最大程度團結了所有社會階級和抗日黨派，畫出了團結抗戰和局部執政的最大同心圓。“五一施政綱領”不僅規定各級政權和所有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非黨左派分子、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還強調共產黨員要注意工作作風，“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三三制”也因此不再是簡單的人員比例構成問題，關鍵在於產生的強大政治聚合效應，把各方面開明人士真正團結到一起。開明士紳李鼎銘就是在這一政策感召下積極參政議政的，他提出“精兵簡政”議案，得到毛澤東的重視，並把它形成政策，向全國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推廣，為戰勝困難、提高效率、堅持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三制”找到了社會各階級、階層團結抗戰的最大公約數，架起了不同階級和黨派之間溝通的橋梁，將黨的領導與多黨合作共事有機結合起來，各方政治力量集合在一起，並拓展為一種新的參政議政機制，在探索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源頭和雛形。

　　“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毛澤東曾深刻提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五一施政綱領”很好地體現了黨的這種為人民謀利益的理念。邊區在實行減租減息減輕農民負擔、贏得地主支持的同時，還明確規定了公私兼顧、互助合作、自由貿易、合理稅收等經濟政策，發展經濟，減輕負擔，造福民眾。

　　特別是具體規定的社會方面內容，鮮明展現了邊區的社會建設宗旨：普及國民教育、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和文藝運動﹔推廣衛生醫務工作，救濟外來災民難民﹔提高婦女地位，保護女工、產婦、兒童，堅持自願的一夫一妻制度﹔實行民族平等，建立蒙、回族自治區，這成為中共從國情出發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偉大創造﹔給社會游民以工作和學習機會，糾正對他們的歧視偏見，團結教育會門組織，等等。這些維護民生的內容，成為展現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堅持人民至上執政理念的突出表現。

　　邊區的文化建設也得到人民擁護。美國記者斯諾曾坦言，此前的陝甘寧在文化上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然而，邊區有力推動文化教育建設，倡導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將延安變成“歌詠城”，大大改變了邊區的精神風貌，使之成為革命者向往的“聖地”。何其芳曾這樣描述他的延安見聞：“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

　　中國共產黨一向倡導廉潔自律，建設廉潔政府是我黨在根據地開展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五一施政綱領”在強調厲行廉潔政治的同時，特別提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這有力推動了陝甘寧邊區機關作風根本好轉，形成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景象。肖玉璧案件是當時最具典型意義的一起反貪案。邊區某稅務分局局長肖玉璧原是勞苦功高、身上有幾十處槍傷的老紅軍。為給他看病，毛澤東曾對他特殊照顧。但他出院后，自恃功高，無視法紀，貪污三千元。案發后，他向毛澤東寫信求情。毛澤東執紀如山，對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這次和那次一樣（指1937年10月紅軍干部黃克功因殺人被公審判處死刑），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1年底，肖玉璧被處決，《解放日報》評論：“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邊區政府的廉潔自律受到國內外高度評價，廉潔政府成為邊區抗日民主政權區別於國民黨政權的重要標志。毛澤東曾說，“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1944年美軍觀察組評價：“這裡到處都強調民主和同百姓的魚水關系，他們的廉潔奉公是顯而易見的。”

　　1949年6月，邊區政府由延安遷至西安，1950年1月撤銷。總的來說，“五一施政綱領”將新民主主義理論與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實踐相結合，聚焦“抗戰”“建國”兩大目標，既是我黨局部執政的基本方略，也是陝甘寧邊區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雛形的根本法，在我黨執政歷史上具有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對后來黨的政治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者單位：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地方志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