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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和黨在一起”

——宋慶齡與人民政協

鄭瑛

2024年09月25日08:24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永遠和黨在一起”

  1949年8月,宋慶齡不顧病體難支毅然前往北平(今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宋慶齡的一生,始終與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同頻共振,並為人民政協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

  “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其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無疑成為創立人民政協、建立新中國的一個動員令。對於“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社會各界人士廣泛響應和普遍擁護。

  面對我國民主協商的新曙光,宋慶齡以繼續盡力支援解放區來表明政治態度。如在“五一口號”發布不久,她親自推薦新西蘭護士赴解放區工作,並致函董必武:“根據計劃,布賴奈爾特森小姐作為新西蘭對外救濟團體聯合會小組成員,同伊莎貝爾·伊斯頓小姐以及其他新西蘭人一起到你們的地區去工作。除此而外,我們還請她作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的一名代表……”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宋慶齡:“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由於國民黨當局進行垂死掙扎,上海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宋慶齡身處險境,她經慎重考慮作了這樣的回復:“接獲大札,敬悉偉大的主席和全黨同志對我的關注,至為感激。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根據我的預計,蔣介石是無可奈何我的,請勿念。”

  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2月2日,李宗仁由南京抵滬,見到宋慶齡時,欲請她以個人身份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轉達“謀求和平的誠意”﹔宋慶齡立即拒絕,嚴正地表示:“我曾經明白地表示過,在國民黨未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絕不參與這個黨的任何工作。”

  2月20日,宋慶齡再次復函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地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第二天,在上海寓所(今上海宋慶齡故居)會見前來看望的史良時,宋慶齡高興地說:“解放了就好了。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的,因為它敵視人民、反對人民、壓迫人民﹔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

  “向中國共產黨致敬”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第一次全體會議同時開幕,出席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團體等23個單位的代表共134人。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其中指出:“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6月19日,毛澤東親筆致函宋慶齡:“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

  6月21日,周恩來也親筆致函宋慶齡:“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程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這兩封信,均由受中共中央指派的鄧穎超面呈,她與廖夢醒(廖仲愷、何香凝之女,曾任宋慶齡秘書多年)於6月25日抵滬,當天就與宋慶齡會面。此時,宋慶齡正受疾病困擾,如她在6月14日給王安娜(曾任宋慶齡的外文秘書)的信中說:“我虛弱的體質使我恢復得很慢。昨天我試著多工作了一會兒,就感到頭暈得厲害,差點兒暈倒。”6月27日,鄧穎超向毛澤東報告:“有日抵滬,當晚孫夫人即約談,其情緒很興奮,盼孫一定來平。但因病體不克長途旅行,擬暫緩。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今日廖夢醒又往晤孫,談話間頗感盛情難卻,表示考慮……”

  廖夢醒在《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中回憶: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快要開會了。毛澤東和恩來同志寫了信請慶齡同志來京,並派鄧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鄧大姐叫我先去看她。慶齡同志說:“北京是我的最傷心之地(按: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我怕到那裡去。”我說:“北京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接你。”

  6月29日,鄧穎超又來到寓所,同宋慶齡會面,說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懇切盼望她能北上,共商建國大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深入交談,宋慶齡“立時果斷地、高興地”同意北上。

  6月30日晚,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大會。宋慶齡出席並發表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祝詞,她因身體抱恙,由鄧穎超代讀,祝詞中說:“歡迎我們的領導者——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江西的叢林裡、在二萬五千裡長征的艱難困苦中百煉成鋼、在農村的泥土裡成熟的領導者。向中國共產黨致敬!”

  鑒於宋慶齡病體難支,中共中央於7月1日致電上海市委並轉鄧穎超:在宋慶齡北上時“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后再換臥車,由浦口直開北平,並附餐車”。陳毅非常重視,指示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管易文“組織一列專車”。

  8月26日,由鄧穎超、廖夢醒、管易文等陪同,宋慶齡從上海寓所出發北上,她看見“沿途的城市、市鎮和鄉村飛駛過去”“就感覺到,我們中國是可以成為富饒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條件都具備了”。據管易文《憶毛主席親迎宋慶齡》一文回憶:“偕同鄧、廖二位送宋慶齡赴北京。車到天津暫停,由黃敬安排食住,同時打電話報告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