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提倡年輕人要‘自找苦吃’”

採訪對象：張宏樑，1964年6月生。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廈門大學數學系，1983年9月轉入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曾任系團總支副書記，1987年畢業分配到河北省計經委工作。現在一家投資公司供職。

採 訪 組：石新明 田玉玨 王麗莉 薛宏偉

採訪日期：2018年6月25日

採訪地點：北京亞運村張宏樑辦公室

採訪組：張宏樑同志，您好！聽說習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從一封信開始的。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具體情況。

張宏樑：說起來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當時正在廈門大學經濟系讀本科三年級。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廈門市政府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宏樑同學：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從法國回來的，接著就是早出晚歸的工作，各方面的來信積案如山，遲遲復信請原諒。

可以找個時間聊聊，我也要向你們這些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學習。

時間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談會晚上都有活動，下個月請你給我來電話，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辦王泰興聯系。

我住在圖強路2號樓301室，進城時可以碰碰。

不贅述。專此布達

順頌

學安

習近平24/11

我剛看到信的瞬間有點懵，但馬上就反應過來了——一個多月前，我給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信，沒想到他會親筆給我回信。

採訪組：您為什麼會給他寫信呢？您在信裡都說了些什麼內容？

張宏樑：說起來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學的姐夫，是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學校的初中同學。他們上學的時候，經常一起交流思想、討論問題。

1985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初涌之時，那時候他們都是30多歲的有志青年，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討。於是我這位同學的姐夫就給到廈門任職不久的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長信。我放暑假回家時，同學姐夫找到我，讓我把那封長信帶給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丟了，囑咐我一定得親手交到習近平同志手上，還囑咐我要盯著讓他讀完，再請習近平同志寫個回信說說他的看法。

就這樣，開學后我就帶著這封信回校，沒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於是我就給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這封信交給他，同時也很期待能與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輕領導干部見上一面，匯報一下自己的大學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導。信封上寫的是：廈門市政府辦公室，習近平同志收。信發出后，壓根兒沒想到會收到他的親筆回信。這讓我感到很驚喜，也很感動。

採訪組：您當時讀了回信，有什麼具體感受呢？

張宏樑：我看過信后，有兩點強烈感受。一是覺得習近平同志特別謙虛。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領導親自給一個普通大學生回信，信裡把有關情況說得很詳細，還為回信晚了表達歉意，特別是說要向我們80年代的大學生學習，讓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動。二是覺得他為人特別真誠。信中告訴我他住在哪兒、怎麼聯系，讓我有一種被信任和被重視的感覺，距離感一下子消失了，親近感油然而生。連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親自寫的，足見他真心希望與大學生多交流，否則他讓秘書打個電話通知我過去就行了，本來是用不著非要親筆回信的。

採訪組：您是什麼時候與習近平同志見面的？當時聊了哪些話題？

張宏樑：我記得很快就和他約了一個周日下午見面。那天，我坐了幾站公交車，又步行十多分鐘，按照他給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門時，我還有些忐忑不安，是習近平同志親自給我開的門。我說：“您好！我是廈大經濟系的張宏樑。”他說：“宏樑，你好！快請進！”習近平同志笑容可掬、親切和藹，標准的普通話，聲音帶著磁性。我們倆一握手，他就說：“你的手很厚很軟啊！”這句話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緒給打消了。

習近平同志的宿舍一進門就是客廳，和過道連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擺了兩張沙發和一個茶幾。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小伙子，坐吧。”我說：“這是您同學給您寫的信，讓我一定盯著您看完。”他接過那封厚厚的信，邊笑邊說：“這小子，要麼不寫，要麼就寫這麼厚！”說完就坐下來很認真地看起來。

看完信后，他說，信中這些觀點有的很好，有些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商榷。廈門是四個經濟特區之一，處在改革開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來了這段時間，確實有很多感受和觸動，特別是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如何更好地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謀劃。這樣吧，我先簡單說幾點，你記錄，幫我先回個信轉達一下，有時間我再正式回信。

我記錄完后，習近平同志看了看記錄稿，點了點頭說：“可以！”說完，他又轉過臉笑著問：“你是哪裡人啊？父母是干什麼的呀？”我說：“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國科學院石家庄農業現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黨員知識分子。”當我提到父親張爾翼是高級畜牧獸醫師的時候，他說：“我對你父親有印象啊。我在正定當縣委書記的時候，請過好幾批專家，其中就有你父親。”他這麼一說，一下子把我們兩個人的距離拉近了很多。

當他得知我剛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還擔任了廈門大學經濟系團總支副書記后很高興，說：“好！年輕人就應該要求進步，積極入團入黨，利用一切機會鍛煉自己。要艱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臨走時，習近平同志說：“我剛來廈門，認識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沒事歡迎過來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們大學生都在學什麼、想什麼、做什麼。”他說，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學生都是有過社會實踐經歷的，而80年代的大學生不一樣，都是校門對校門，基礎知識比較牢，但缺乏社會實踐鍛煉，想法和行為都有很大不同，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當時說的一段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年輕人不能認為進了大學就進了保險箱，就等著將來直接分配到機關，一定要多接觸社會，補上社會實踐這一課。你們雖然讀了很多書，但書裡有很多水分，隻有和群眾實踐結合，才能把水分擠掉。要給書本上的知識擠擠水，才能得到知識干貨。”

採訪組：您怎樣理解習近平同志當時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這對您的人生有何影響？

張宏樑：要說對我做人影響深遠的，就是習近平同志多次講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說：“我對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覺得這就是他的人生觀。再一個原因應該是梁家河那段下鄉經歷對他的鍛煉成長影響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記得后來，他跟我回憶了很多知青時候的事。其中一個就是大冬天下到糞池裡起糞，這是當時農村最苦的活。因為冬天糞池裡結著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糞，一方面需要漚糞，再一個糞池快滿了，不起出來也裝不下。習近平同志對我回憶說，去起糞就得把鞋子脫了，把褲腿挽起來，光著腳跳進去用鐵鍬一鍬一鍬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腳劃出一道道血印子。他當時隻有十幾歲，個子不夠高，身體也不夠強壯。起糞的時候弄得滿身既有汗水又有糞尿，混在一起，又濕又臭，冷風一吹，全身冰涼。糞池裡不僅臟，還散發許多惡臭的有害氣體，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難受，既考驗體力也考驗毅力。但這個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個主動跳下去搶著干。他在別的地方也提過，下鄉要過五關：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勞動關是關鍵的一步。他說，隻有跨過了勞動關，樹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礪思想，讓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讓老百姓更加信賴你。

說實話，當時我對“自找苦吃”這四個字理解得還不深。后來，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當我親眼看到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隊時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氣池，聽到當地村民中傳頌他在梁家河為民造福的故事，終於體會到青年時的他真的是做過那些最臟最累的活才知道農民最需要的是什麼，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聯系群眾”，對習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來的人生路上，我時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機會，要堅持多學多干，多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

採訪組：聽說習近平同志還與您的老師和同學們討論過《資本論》，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

張宏樑：習近平同志很關心我們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經常問我，廈門大學伙食怎麼樣？同學們能吃得飽、吃得起、吃得好嗎？然后問我家裡每個月寄多少生活費，都有哪些花費？班上開了什麼課？等等。當得知我們系開設《資本論》原著課程時，他還多次與我分享在梁家河閱讀《資本論》的情景和感悟。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中國最早翻譯《資本論》的學者王亞南先生曾任廈大經濟系主任和廈大校長。所以，廈大經濟系對《資本論》原著的學習非常重視，把《資本論》三卷原著列為必修課，每學期安排一卷，分三個學期學完。這在當時全國高校經濟類本科教學中絕無僅有。我對習近平同志說：“雖然學習《資本論》原著很吃力，但同學們的積極性都很高，收獲也很大，再學其他理論課程，特別是西方數理經濟學，就很輕鬆了。”

習近平同志聽完之后說，你們本科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學原理、讀原著是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最佳方式，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最有效的方式。你們經濟系堅持了這麼多年，做法很好，對學生的成長和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肯定會非常有好處。

他接著說，我在下鄉的時候就通讀過三遍《資本論》，也記了很多本筆記。我讀過幾個譯本的《資本論》，最喜歡的是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內心也很敬佩他！因為王亞南先生不但是翻譯家、教育家，還是�